税收的权力

茶叶是中国古人的饮品，人们刚开始饮茶，刚开始种茶采茶卖茶的时候，官府并无课税。但到了唐朝的德-宗时期，一个叫赵-赞的小人，也就是建议德-宗开征房产税的那个官员，便撺掇德-宗皇帝向茶叶课税，理由也十分动听：茶税开征之后，“遭水旱处，亦以税茶拯赡”，俨然是为赈灾筹集专项资金。当然，这不过是说词。茶税不但并没有给赈灾提供资金，茶税税负却越来越沉重，有关的法律也越来越严苛。长途贩运私卖茶叶的商人不论数额多少都被判处死刑，农民因无法获利，砍伐茶园歇业的，不但有罪，连当地的刺史知县都要受牵连。宋朝实行茶叶专卖，茶税沉重，茶农或者弃茶而逃，或者砍树抗议。当然，和唐朝一样，这样做的茶农面临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因此，北宋知县张*定看到崇阳百姓因茶叶的厚利而可能导致榷茶的后果时，立即以粗暴的方式毁坏茶园，改种桑树，不但是为百姓着想，或许也是为自己准备后路。

西方哲人说，税收的权力，是事关生死的权力。此言绝对不虚。汉*帝实行食盐专卖，通过加价或者加税的方法获得了暴利。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政困窘，就在食盐上面打主意，捡起了汉*帝的老法宝，实行食盐专卖。主管税收的第五琦将原本一斗10文的食盐，增加100文，按110文出售。后来官府又多次提高盐价，原来每斗10文的盐价，涨到每斗370文。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便开始冒死走私食盐。而从唐朝开始的王朝对于走私食盐的处罚极其严厉，有法律甚至规定，只要贩卖私盐，不问多少，一律处死，比起今天贩卖海洛因的惩处力度还要大。但事实上，私盐贩子所走私的，不过是人们生活须臾不可少的食盐，他们的做法本质上是方便和造福百姓。但是，他们偷逃了官府的税收，因而难逃必死的命运。税收的重要性，远远在人们的生命之上。

历史上官府要么专卖食盐，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要么实行通商，在批发环节征收高于食盐成本数倍数十倍的重税。但是，官府这样做，也有很动听的辞藻：食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官府不统一经营，则富商大贾垄断经营，人们就吃不起食盐。今天出版的众多中国财政史著作中仍然沿袭这样的陈词滥调。可是，历史的真相是，汉*帝实行食盐专卖之前，未见人们吃不起盐的记载;汉*帝之后到唐朝重新实行食盐专卖的近千年时间，也未见吃不起盐的记载。而在唐朝重新实行食盐专卖的时候，民间市场上的食盐每斗不过10文，算起来，并不比今天的食盐更贵。而唐朝实行食盐专卖后，盐价上涨数百倍，以后的实行专卖的时期，每斗盐曾有涨价到数两银子的例子。在此后的历史上，一旦国家财政困难，官府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给食盐加税加价。

历史上苛重的盐税，使得很多人吃不起盐，很多人因为走私私盐而被处死，许多人因为缺少食盐而得病病死。

在汉朝，老百姓要交纳一种叫做算赋的人头税。算赋是成年人即15岁到56岁的人头税，每人每年120钱。而小孩子交纳的叫做“口钱”，从7岁到14岁，每年每个孩子20钱。小孩子的人头税是专门交纳给皇帝，供皇帝享乐的。而到了汉*帝时期，这个皇帝好大喜功，把祖宗钱财山积的库房耗费得空空如也。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后，就把征税的目光盯向儿童。原来7岁开征的口钱，他提前到了三岁。古代的儿童死亡率极高，大多孩子在换牙齿的7岁之前就死了，因此，将儿童人头税定在7岁起征，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汉*帝则改在三岁起征，并且每个孩子又加征3钱。

这样的征收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汉*帝后近100年的大臣贡-禹给当时的皇帝上书说，汉*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贡-禹建议恢复以前的7岁才开始征收口钱的制度。这个建议被皇帝采纳，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恐怕也没有完全遵守皇帝的诏令。《零陵先贤传》记载说，汉末产子一岁，即出口钱，老百姓多杀死刚生下的孩子。一个叫郑-产的人为里啬夫，命令老百姓不要杀孩子，由他代出口钱，然后他向郡县和皇帝反映，终于除掉了这样的口钱，使很多人存活下来，于是人们把这个乡改名为“更生乡”。

像张*定和郑-产这样的好心人，尽量利用自己的力量，从税收机器碾压的空隙中救活了芸芸众生，受到人们的祭奠纪念，实在是税收绞肉机中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