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精神损害赔偿 推动司法文明进程

笔者认为，修改完善《国家赔偿法》，是在保障公民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的前进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施行以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在立法设计、观念障碍、制度梗阻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个立法空白，引发了法学界的批评和建言改革。在此，笔者仅就修正案草案在增设精神损害赔偿上的立法突破发表一些个人观点，以表达对该修正案草案的支持和对我国法治进程的信心。

一、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现状

在我国，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但对于赔偿的范围，《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只限定在医疗费、误工费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直接损失的范围内，而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没有规定金钱或者其他物质赔偿的救济方式。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以及2004年10月1日公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未对精神损害救济作更为完善的规定。因此，曾多次发生如公民无辜被抓，被羁押数百天后被证明无罪，所得赔偿日均不过数十元的案例，让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日益凸现出来。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七年前，陕西一女子麻某被公安机关诬为卖淫并被关押，后来麻以自己仍是处女的医学证明才洗刷不白之冤。被害人麻某被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但经过一审、二审，却最终以麻某获得七十多元的“国家赔偿”了结。这种判决结果，不仅原告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

同样轰动全国的还有佘祥林“杀妻冤案”。昭雪之后，佘祥林为自己在狱中度过的十一个春秋提出申请国家赔偿四百万元，结果只获得四十五万多元的赔偿。

虽然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并不违背现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确执行，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这些案件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立法的不完善，也使《国家赔偿法》一度沦落到被嘲讽为“国家不赔法”的尴尬境地。

二、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其精神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精神补救的义务以抚慰当事人的一种制度。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看，精神损害赔偿是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借助金钱、物质等手段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可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是对申请人的最大保护，从完善国家赔偿机制来看，也是不可或缺的。

1、符合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国家赔偿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以宪法为根据制定的。我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事件仍不断上演，为更好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的，对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体现宪法保障民权、控制国家权力的宗旨也可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