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保护制度沉思

对于隐私权，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都作了比较明确的保护性规定。然而，隐私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对它加以系统保护的，应是民法的重要任务，可遗憾的是，在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隐私权加以具体规定，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中有……披露隐私的内容，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两个司法解释中，都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来对待，把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内容之一，这实际上混淆了隐私权和名誉权的概念。事实上，隐私权与名誉权是相互并列的人身权利，二者不存在相互包容的关系。关于隐私权的概念，国内外学者都有诸多看法。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安宁及私人信息，享有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隐私权与名誉权的主要差异在权利主体方面，隐私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公民（包括生者及死者）。而名誉权的主体则既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因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方面的一般评价。除公民外，法人及非法人单位（比如个人合伙）都可以获得这种评价。所以，名誉权的权利主体比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的范围要广得多。在权利本质方面，隐私权、名誉权也有很大差异。隐私权保护的是私人生活的安宁和私人信息的秘密。就是说权利人对自己的隐私具有支配权、控制权、利用权，即隐私权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不受侵扰的权利”，而且是一种能动的控制权和利用权。而名誉权保护的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对于特定主体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的一般评价。名誉权人显然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影响这种评价，但不能凭自己的意愿任意改变、控制这种评价。也就是说，名誉权人不能控制、支配外界对自己的这种客观评价。这一点与隐私权是不同的。在侵权方式上，隐私权与名誉权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方式主要有：1、侵入侵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但合法进入及进入向公众开放的场所除外。2、监听监视。非法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或摄像设备等，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室，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的私生活，或者私自拍摄他人室内私人生活的照片或者录像片等，应当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4、刺探。故意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某种经历等隐私资料，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5、搜查。在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财物的行为，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6、干扰。非法干扰他人夫妻性生活，利用电话等方式骚扰他人，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7、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例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某种经历及其他属于个人的资料、信息。以上这些行为都属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而侵害名誉权的方式则与上述方式有所不同。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是积极的作为行为，任何消极的不作为行为都不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或名誉权的侵害。具体包括侮辱、诽谤两种方式。